摘 要：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公认的乱世。在这个时代，传统封建主流价值体系崩坏，玄学兴起，佛教传入，文学进入自觉阶段。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文人士大夫冲破欲望的藩篱，打开“心”的人生窗户。他们以“颓废”、“任诞”、“放纵”的特殊方式，泯去经过后天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回归于一个“真我”。陶渊明，作为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之一，在诗篇中通过对侠士的审美观照，表现出慕侠的精神追求，以独特的方式坚守自我，保持了文人的价值操守和精神信仰。

　　关键词：魏晋 陶渊明 侠义

　　在魏晋南北朝那样一个刀光剑影、逐鹿中原的乱世纷争下，传统封建主流价值体系崩坏，失去了往日的控制力。玄学兴起，佛教传入，文学进入自觉阶段。新的社会思潮改变着士大夫的人生追求、生活习尚和价值观念。性情文人们独行于乱世，笑傲于山林，冲破欲望的藩篱。他们以“颓废”、“任诞”、“放纵”的特殊方式，泯去经过后天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回归于一个真淳的自我，展现出各自独立的人格。在魏晋诗篇里，有儿女情长，也有铮铮铁骨；有忍辱负重，也有热血贲张。纵览陶公诗文，字里行间是诗人对侠义之士和崇尚仗剑人生的无限向往。

　　一、侠义精神

　　中国侠文化源远流长。“侠”最早出自《韩非子·五蠹》：“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东汉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侠”这样定义：“侠，俜也。从人夹声。”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提出：“俜也。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彊於世者，谓之游侠。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气力也。侠，甹也。按侠之言夹也。夹者，持也。经传多假侠为夹。凡夹皆用侠。”即一是“侠”、“俜”，是“三辅谓轻财者”；二是“侠”通“挟”，是“持也”。这是说，侠是轻财讲义气，同时又以强力雄霸地方的一种行为特征，或禀有这种特征的人。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记载，“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陀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这指出了侠义精神的三个方面：“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的诚信品质和责任感；“赴士困”、“不爱其躯”的牺牲精神；“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的道义观念。《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赞颂他们“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汉代班固《汉书·游侠传》中对侠虽多批评——“以匹夫之细，窃生杀之权”、“放纵于末流”，却也认为“温良泛爱，振穷周急、谦退不伐”。

　　“侠”是在民间奉行正义的行为执行者，是具有侠义气质的理想人物。“任何一个群体的历史价值都是在其精神追求的基础上而实现的”。①而最能凸现“侠”这一群体的历史意义的则是“侠义精神”。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侠士就以其品行传递着重要的精神价值。

　　经过无数文人墨客的渲染与加工的超越，历史记载与文学想象的融合，社会规定与心理需求的共同作用，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为侠者，路见不平，拍案而起，拔刀相助，杀富济贫，行踪飘忽，游走江湖，不计私利，心容天下，一身正气，以天下福祉为己任，为百姓万民称颂。以笔，以言，以心，针砭时弊，呐喊警醒，匡扶正义，付忧心于民情，托热心于民意，洒丹心于民生，更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侠义情怀。

　　二、陶渊明的侠义情怀

　　在陶渊明的时代，慕侠是社会的普遍现象。家族的卓著功勋对陶渊明产生深刻的影响，在他的经历、思想、诗风等方面都彰显了或浓或淡的侠义情怀。

　　（一）时代背景：慕侠风尚

　　春秋战国时代，侠士开始走上历史舞台，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到汉魏时期，侠风已经极为淡薄。然而，侠气精神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古代文人大夫。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慕侠已经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

　　面对东汉末年民生凋敝、政权疲弊的社会状况，儒家思想体系早已无法担当起满足人们精神追求的重任。随着佛道思想的日渐盛行，原来依附于礼乐制度的文人信仰体系也随之动摇，文人的思想逐渐从正统儒家构架中解脱出来。在混沌的社会现实中，功业教化无从谈起，侠义精神便以一种来自民间的人性力量去维护普罗大众所要求的世道公正。带有浓厚的民间化的价值关怀的侠义道德观念，波及士大夫文人阶层，侠义之士的讲信义、重然诺、轻生死的价值理念，对古代文人形成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心理影响，用一种崇高的人格范式，填充文人精神体系中的空位部分，成为文人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影响文人创作乃至思想行为方式。因而，文人将文治理想转化，演变成为在乱世开太平的侠义情怀。

　　（二）家世背景：勋臣名将之后

　　陶渊明是已故晋大司马陶侃的曾孙。源于家族血统积淀和东晋士人矫前代士风之失而形成的人格理想追求入世建功，但是现实中，家族没落后失落不平的自卑倾向以及人生诗意化的个人追求则决定了他一生徘徊的困境。

　　出仕是实现猛志的必经之路。公元393年晋孝武帝太原十八年，29岁的陶渊明 “起为州祭酒”（《陶渊明集》），但“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陶渊明集》）。不久州里招去做主簿，被辞谢。此后闲居在家六七年。公元400年晋安帝隆安四年，到桓玄手下任职。第二年冬天母丧，辞职回家。公元404年陶渊明已经40岁，他又出仕做刘裕时为镇军将军的参军。而后又离开刘裕做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不久去职。同年秋天陶渊明做彭泽令八十多天，后因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集》）解绶去职。

　　前前后后的入世、出仕，反映出陶公内心深处的理想人格与现实人格的矛盾冲突。于是，我们今天才能读到一位于困境中“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忆我少壮时》）、于贫病交加中融然远寄的诗人和他的乱世中优美如画的田园诗及末世中的桃花源。 他的诸多美好品质与传诵千古的不朽之作与他的家族的精神传承密不可分。

　　（三）诗歌中的侠义表现

　　在中国历史上，司马迁对春秋战国和汉代侠士的情操予以热情的礼赞，使得侠气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主题步入文人的视野中，为中国古典文学输入了新鲜的血液。 “文学史上脾气奇倔诗风浪漫的文人，一般都会对‘游侠人’的生活方式表示某种赞赏乃至羨慕。”①陶渊明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作为我国中古时期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不仅仅是“古代隐逸诗人之宗”，新开田园诗这种新题材的作品，而且在他的经历、思想、诗风等方面都彰显了或浓或淡的侠义情怀，在对侠义的寄托中实现自己对理想世界的追求。他在《杂诗》中这样写道：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在字里行间，我们看到了诗人内心深处豪杰救世和自我张扬的热情，同时感受到了血气方刚、不平则鸣的刚烈品质和处在生命上升状态下的英气勃发。这与侠义精神的内在涵义极为相似。或者说，侠义精神需要的就是这种少年一般的，对内心的自信与坚守。

　　少年勃勃的生机与铮铮品质使作者寄予自身改造现实的希望。诗人说即使没有什么快乐的事也高兴，因为怀抱着一个远大的志向，发奋地想张开翅膀向天外飞去。“骞翮”即是高举翅膀，“远翥”是指向远方飞腾。陶渊明在少年时代就是具有这样的豪情壮志，发愤为雄的侠士追求。

　　东晋时期，中原沦陷。司马氏依靠大族的拥戴，在江南建立了政权。生长在这个时代里的陶渊明，意气慷慨地想要成就一番事业。他说：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不见相知人，唯见古时丘。

　　路边两高坟，伯牙与庄周。此士难再得，吾行欲何求？

　　韩非子称：“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王官职禁。”剑与侠是密不可分的，与侠士不拘一格、放荡不羁的情怀融为一体，甚至可以说是侠士精神的一个象征。

　　诗的题目是《拟古》，表现出诗人对于古代游侠的追求。“壮”既是身体之壮，也是意志之壮，“厉”特指其刚猛凌厉的精神。在身体和精神都蓬发勃兴之时，他所向往的，是仗剑远游。远游之地是国土未沦陷前的西面与南面的北疆，这里含有到边疆去为国家效力的意味。不止如此，他抱着高尚的操守和激昂的义愤，想要寻找到有侠士精神的人。

　　陶公也曾在《饮酒》诗第十首中写道：“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无论诗人是否成行，这无不体现出他年少时的一个梦想——行侠远游，成就丰功伟业，于乱世之中拯救天下苍生，于不平之中匡济帝王天下。